欧阳静：认识中国之治要放下“先入为主”的立场

治理研究

2024-09-04

基层治理现代化与浙江现象——“透视中国之治：浙江现象与经验”专栏

【编者按】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关乎党的执政基础、国家的长治久安、群众的切身利益。浙江是基层治理改革创新的先行地，滋长出“枫桥经验”“三治融合”“温岭民主恳谈会”等有益经验。这些经验在持续创新中增加新动能，并从浙江扩散到全国，为其他地区破解基层治理困境提供了启发，为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了浙江力量。《治理研究》长期聚焦基层治理改革创新的“浙江现象与浙江经验”，曾刊发《“枫桥经验”55 年历史演变所蕴含的历史逻辑》《“三治融合”：从原发创新到持续创新（专题）》《公民文化与民主治理机制的巩固和可持续性》等论文。本期“透视中国之治：浙江现象与经验”栏目，我们特邀请资深学者和学术新锐围绕专题进行交流和对话，并推介和解析优秀学术作品，以期激起学界同仁对基层治理现代化与浙江现象的研讨热潮。

欧阳静

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浙江是基层治理创新的模范省，涌出了许多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经验。本期的几篇文章分别对“三治融合”“民主肯谈会”“枫桥经验”的历史起源、发展和创新进行了详细分析，解答了这些自觉自发的基层治理经验什么会出现，又为什么能在不同时期得到持续的发展和创新。有些学者还从理论上对这些经验进行了解读，比如肖滨教授用共和主义理论解读了“三治融合”，郎友兴教授用公民文化分析了温岭的民主肯谈会。无论是对“枫桥经验”的介绍总结还是关于“三治融合”、民主肯谈会的理论解读，这些文章的价值在于它们关注了中国基层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实践经验，并对这些经验进行了总结、提炼和推广，从而有效地实现了学术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近代以来又历经革命和改革，不仅有着厚重的历史经验，而且有着极为丰富的变革创新实践。这些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构成了今天中国的面貌，也成为今天学者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的前提。一旦我们进入中国治理实践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逻辑中，就会发现中国治理的实践场景及其所蕴含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与纷繁热闹的理论移植和概念推演式的研究相比较，这些研究是关于“中国治理的实践是什么？如何发生？为何发生？”的经验研究，它们也引领了我国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的经验研究旨趣。这种从经验逻辑上介绍和理解中国治理实践的研究不仅没有迷信西方政府理论，而且能够与之进行平等“对话”，是实现中国公共行政学本土化的有效路径。当然，由于视角或立场的不同和“有限理性”的约束，我们往往会看到不同面向的基层治理经验。但只要不戴着理论的有色眼镜，就能看到最为真实的面向。换言之，一旦放下“先入为主”的理论立场，就能进入中国治理实践的真实逻辑中。

当然，中国基层治理的实践是复杂的，不一定都是有效的“创新”，也有许多无效或治理成本极高的实践，比如基层形式主义，甚至一些“创新”本身就是形式主义。所以，我们不仅要对成功的、有效的实践经验进行关注、总结和提炼，也要分析那些无效的、高成本的治理实践。如此，方能呈现一个真实中国、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中国。另外，只要是“经验”，一般都具有地方性，是由当地独特的历史、人文、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塑造而成的。所以，地方性的经验不一定适合全国。毕竟，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文化多样的国家。比如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在文化、经济和社会结构上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仅就基层治理而言，南方农村大多为宗族性村庄，村庄内部关联性较强，具有“德治”的传统和现实基础，“三治融合”就能有效实施。但北方的农村大多数是分裂型村庄，村庄内部过于原子化而缺乏德治的基础，“三治融合”就难以推行。所以，我们在“发现”和总结地方性治理经验时，要有区域差异的视角，要尊重地方经验本身，不能不顾区域差异而强行地“上升”为全国经验。中国治理是由丰富多彩、各具特性的基层治理构成。

编者按：“三治融合”的创新实践2013年源自浙江省桐乡市，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确认了这一基层创新经验并将之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至此，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已扩展为包括城市和乡村的基层治理体系。2020年9月26-27日，第三届“推进‘三治融合’建设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峰会在桐乡举行，国内十余位社会治理研究知名学者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本期刊发一组笔谈纵论“三治融合”从原发创新到持续创新，以飨读者。

关键词：自治；法治；德治；持续创新；桐乡经验；基层社会治理

作者简介：张文显，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郁建兴，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肖滨，中山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何显明，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原文链接：张文显、郁建兴、肖滨、何显明：《“三治融合”从原发创新到持续创新》，《治理研究》2020年第6期

摘要：民主治理机制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公民文化的成熟，而公民文化成熟的一个标志就是民主治理成为一种习惯，成为官民的共识。因此，需要从习惯的形成、共识的达成等方面来推进民主的巩固、民主治理机制的可持续性。本文以温岭民主恳谈会为例加以讨论。从公民文化角度来看，民主恳谈会经历了三个阶段：公民文化的萌发阶段、公民文化生长促使转向民主治理方向阶段和“准参与式的公民文化”阶段。研究表明，温岭民主恳谈会的经验已经蕴含着公民文化的基本内容。基于温岭民主恳谈会的经验，一个基本的结论是，公民文化的形成是现代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唯有得到公民文化的支持，民主治理机制方能得到巩固并且健康持续地运行下去。

关键词：公民文化；民主治理；可持续性；民主恳谈会

作者简介：郎友兴，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链接：郎友兴：《公民文化与民主治理机制的巩固和可持续性——以温岭民主恳谈会为例》，《治理研究》2012年第2期

摘要：文章以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革、变迁为背景，分析了“枫桥经验”产生的必然性、偶然性，及其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具体的历史意义；论证了“枫桥经验”长盛不衰、历久弥新背后的历史逻辑：从基层微观的层面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历史趋势，且契合于这一趋势。

关键词：“枫桥经验”；社会结构；社会自然

作者简介：胡承槐，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二级教授，浙江省“八八战略”创新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浙大城市学院兼职教授。

原文链接：胡承槐：《“枫桥经验”55年历史演变所蕴含的历史逻辑》，《治理研究》2018年第5期

2023年，《治理研究》编辑部编著的《透视中国之治——浙江现象二十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八八战略”实施二十年来，浙江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从省域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本书以时间为序，以问题导向和理论研究为主轴，结集三十余篇知名专家学者的精品论文，从学术角度系统回顾了“八八战略”实施二十年来浙江治理的研究进展。通过解读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提炼浙江现代化建设的理论规律，力图呈现浙江改革和发展的重大成果，多方位展示浙江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治理的生动面貌。

2018年以来《治理研究》相关主题论文（点击标题即可查看全文）

1.郁建兴，中国地方治理的过去、现在与未来，2018年第1期；

2.刘红凛，管理、服务与治理功能的政治衡平——从历史变迁看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功能的新定位新要求，2018年第1期；

3.陈明明，新时代的政党建设:战略目标与行动逻辑，2018年第1期；

4.朱旭峰、吴冠生，中国特色的央地关系:演变与特点，2018年第2期；

5.杨宏山、李娉，中国地方治理的理论解释与比较分析，2018年第3期；

6.许耀桐，国家治理:古希腊城邦的启示，2018年第4期；

7.陈立旭，现代治理与传统的创新性发展——“枫桥经验”的启示，2018年第5期；

8.彭宗超、陈新魁，专业与利益:专家群体社会稳定风险感知归因分析——以京津冀一体化为例，2019年第5期；

9.钟开斌、林炜炜等，中国城市风险治理国际研究述评(1979-2018年)——基于Web of Science的文献可视化分析，2019年第5期；

10.胡重明，“政府即平台”是可能的吗?——一个协同治理数字化实践的案例研究，2020年第3期；

11.何艳玲、周寒，全球体系下的城市治理风险：基于城市性的再反思，2020年第4期；